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
读因
很早前，就想读读一本自传了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APP中书架里有这么一本书。
曾国藩，也在历史课本里听过，清朝名臣；曾国藩家书，也如雷贯耳。
看很多人说他 古今第一完人；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认。总之各种争议不断，这就非常让我感兴趣。
读感
书
作者，在书中说过：对许多人来说，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，在意志力的推动下，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。
第一部分，作者讲了曾国藩是如何从一个愤青变的老奸巨猾的。
这一段，给我的感觉，就是，每个人的成功背后果然都有非常惨痛的过去，和我最近看到的一句话，有些相得益彰 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。
这种感觉真的是，从科举入京，本是光宗耀祖，全省骄傲，但是入了凤凰群，也就算不得什么了，再加上性格的孤傲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要拯救这江山社稷的宏远，让他更加难以相处，最终也是被敲打的体无完肤。
但我真正欣赏的，还是他能够及时自省，能自我反省到问题所在，自省这件事真的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太难，不亚于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。
第二部分，作者叙述曾国藩的家境情况，收入支出，同时也对比了整个背景环境，其他官员等；从所说的方面看，显然是一个清官，但是，这个清官如果分等级，那只能算是那种没有主动贪污行为的清官，为什么做到这就止了呢？为了更高更大的目的。
第三部分，他的迷信与天命；经历了世事变迁，经历了愤青到老奸巨猾，在这乱世中颠沛，必然要有强大的精神力；如同我之前说的，自省是很难的，尤其是纯自省不外乎揪发自提，因此，必然需要外力介入，正如李世民之前所说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，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；他也是通过外力来不断自省。对于曾国藩的外力，就是这份理学。
最后一部分，就是对曾国藩这些多面多向的总结了；但是这本书，也正如书名，写的是曾国藩的正面、侧面；那他就没有背面了吗？有很多事情还是没有说的，感觉还是以捧为主，并不是那么客观，阐述事实，让大家来评价的书籍。
己
然后，就是看完书，我自己的感悟吧。有很多点。
第一点，职场。
职场对应曾国藩的官场；只不过我们现在有得选，而他没得选。但正因为是有得选，让更多人去更倾向于做出选择，而不是去探究该不该做选择。在职场中遇到不适应、不理解、不认可的事情，是正常的，这不是我们选择离开的理由；而是在进入一个职场的时候，明确自己的两条线，第一条是上线，为什么选择这里，希望得到什么，第二条是下线，哪些行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确立好这两条线以后，剩下中间的区域，就是我们可以灵活变通的地方了。
第二点，自省。
自省，真的很重要；尤其是，现在大家越来越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反而经常会听不到真话。正如作者所说的：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，在意志力的推动下，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。这个高度，就是曾国藩不断自省，不断汲取，不断进化。我们怎么做自省呢？第一点，要善于做一些总结，比如年终总结等；第二点，善于从事来发现自己的问题，我一般是从每次的爆发中探寻问题。（比如与老婆的争吵、与同事的争论、发生的事故等等）
第三点，经验主义。
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人生观吧，更喜欢尝试、体验新奇的东西。
最后，这本书，不论是从曾国藩的亲身经历，还是作者讲述的一些其他知识，都让我有很深的共鸣感与认同感；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面对这困难，更多的是批判与逃离，现如今，也已经开始走向建设；
-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，但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影响，影响不了世界，那就影响我自己，影响我周围，我们能控制影响的范围。
- 我们改变不了所有的规则，但我们可以努力的改变部分规则，开始都是服从规则，努力去影响规则，甚至去制定规则。
- 区别，只是在于，心有多大，目标有多大，而已。
- 不要因为改变不了世界，就放弃自己。
片段
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
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，都并非天才，受尽困厄，回到平实，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
其苟且者，知将来之必敝；其知当者，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。
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，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，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，有次他去大峡谷，看到很大的瀑布，就对韦莲司说，你看，水的力量多大啊，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，你错了，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，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
不晓事则挟私固谬，秉公亦谬；小人固谬，君子亦谬；乡愿固谬，狂狷亦谬。
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，无一成不变之小人。今日能知人，能晓事，则为君子；明日不知人，不晓事，则为小人。寅刻公正光明，则为君子；卯刻偏私晻暧，则为小人。
强分黑白、遇事激扬者，文人轻薄之习、优怜风切之态也。而吾辈不察而效之，动辄区别善恶，品第高下，使优者未必加劝，而劣者几无以自处。
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，靠的不是道德勇气，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，“前世所袭误者，可以自我更之；前世所未及者，可以自我创之。
大抵任事之人，断不能有毁而无誉，有恩而无怨。体制内的改良者，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，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，”两边煎“。政府觉得你不忠诚，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，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，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。总是两边都骂你，什么好也落不着。
第一编 正面：愤青 与 老奸巨猾
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，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，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，是官员们的生命，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，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、巴结、攀附的唯一资本。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，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，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，绝不许人触碰。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，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，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。
对有志者来说，挫辱是最大的动力，打击是最好的帮助。咬紧牙关，把挫辱活生生吞下，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。
曾国藩终于认识到，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似乎是强者，实际上却是弱者。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，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。所谓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，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”。所谓“大柔非柔，至刚无刚”。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。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、麻木、圆滑、机诈，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。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，圆滑柔软，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。只有海纳百川，兼收并蓄，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，达到胜利的彼岸。
第一，他变得和气、谦虚、周到了。第二，他对皇帝，不再那么直言不讳，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。第三，他不再慎于保举，而是“同流合污”了。第四，治军不再一味从严，而是宽严相济。
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。单线思维、唯我独革、愤世嫉俗、矫激傲岸。做起事来手段单一、风格强硬、纯刚至猛、一往无前，因此处处碰壁，动辄得咎。中年以后，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。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，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，是从质朴刚子中升发来的。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，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，和世俗的油滑机智比，其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。历经千折百磨之后，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。他的志向仍然是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。然而他相信通过浸润之功，日将月就，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的。
曾国藩一贯认为，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。行伍出身的莽夫虽有一时之勇，但是没有坚定不摇的信仰。曾国藩要建立的，是一支有信仰、有精神力量的军队，让信仰出战斗力，让精神出战斗力。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有操守，没官气，多条理，少大言。
征兵主要收淳朴的农民，而且是山农，这是因为中国有句古话：近山者仁，近水者智。“山僻之民多悍，水乡之民多浮滑，城市多游惰之习，乡村多朴拙之夫，善用兵者，尝好用山乡之卒，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乡之人。”
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，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做得扎实，做得牢靠。这种作战方式，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。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“稳”，先立于不败之地。军事首重“自固”，就是先要保存自我，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。
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，不求奇谋，踏踏实实，稳扎稳打。在具体作战规则上，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“以静制动、反客为主”。不主动出击，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，后发制人。曾国藩反复强调，湘军打仗，不能浪战，不先急于进攻，而是先站稳脚步，等着敌人露出破绽，然后再出手。
以平庸的身体资质试图成为圣人，付出的身体上的代价就是如此。
曾国藩一生反感懒散的生活态度。他认为人之大恶不过是意志消沉、苟且偷生、不求上进，生活上随便潦草，工作上马虎懒散。他说：“大约军事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；巨室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”又说，“人败，离不得个‘逸’字”，“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败”。
曾国藩在论为官之道时，说为官者当有五勤：“一曰身勤。险远之路，身往验之；艰苦之境，身亲尝之。二曰眼勤。遇一人，必详细察看；接一文，必反复审阅。三曰手勤。易弃之物，随手收拾；易忘之事，随笔记载。四曰口勤。待同僚，则互相规劝；待下属，则再三训导。五曰心勤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；苦思所积，鬼神亦通。”
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，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一个中人，通过“陶冶变化”，可以成为超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，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，见识可以高明十倍，心胸可以扩展十倍，气质可以纯净十倍。愚钝之人，通过自我磨砺，也可以看得透，立得定，说得出，办得来。浮嚣之人，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净。偏执之人，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，不矜不伐。
道家认为，人通过修炼，可以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逍遥无恃，长生久视，与天地同，成为“至人”“真人”“神人”。佛教则认为人皆有佛性，通过自修，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、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。儒家自然也不例外。儒家的圣人理想，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。儒家经典说，所谓“圣人”，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。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，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。因此可以“前知五百年、后知五百载”，“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”。他的一举一动，无不合宜，对内可以问心无愧、不逾规矩，对外可以经邦治国，造福于民。这就是所谓“内圣外王”。
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。第一层是食色性也，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，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，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、出人头地。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。所谓自我实现，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。
以“完人”为人生目标，确实可以称得上是“取法乎上”了。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，就是立志高远。这一志向，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、小目标面前止步。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，不退缩。促使他“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，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，视人世之浮荣微利，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”。
第二编 左侧面：收入与支出
从曾国藩这个个例来看，清代的“低薪制”表面上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，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，方便的是贪墨之徒。俸薄如此，“不取之百姓，势必饥寒”。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“灰色收入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。
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，有两点，一是打仗时你敢不敢冲在前面，二就是看你在钱上头，干不干净。
不过身在官场，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官员送礼，送的不光是钱，还是人情。你一点不收，就显得你“不近人情”，这不符合曾国藩“和光同尘”的作风，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。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，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。
那么通过禁止迎送仪式、拒收礼品、约束工作人员这几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，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。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，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。第一项是吃喝应酬。在官场应酬上，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，而是尽量从俗。第二项是冰敬、炭敬、程仪之类的“灰色支出”。
综观曾国藩一生，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。一方面，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。他的“清”货真价实，问心无愧。但另一方面，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“囊橐萧然”、“贫不能殓”、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。在中国人眼里，真正的清官，必须“清可见底”，一尘不染，清到成为海瑞式的“自虐狂”或者“受虐狂”，才叫人佩服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。骨子里清廉刻苦，表面上和光同尘。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“清官”，而是做大事。
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，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，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，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。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，工资不够花，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，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“轰动性事件”。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，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。海瑞一清如水，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。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，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，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。
第三编 右侧面：迷信与天命
许多人对“超自然力量”的迷信，都是源于自身经验。
有人认为，作为“千古完人”“理学宗师”，曾国藩如此热衷风水，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其实这是一个误解。谈论风水鬼神，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。换句话说，“风水鬼神”是“理学”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。与早期儒学“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论”不同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“天”“人”“性”“命”“宇宙”“人心”这样的大命题。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，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。二是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，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，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。
今人“格”物，可以站在康德、黑格尔、牛顿、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。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。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，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。朱熹以“格物致知”闻名，也就是说，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。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，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现代了。
和风水说一样，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。中华民族多灾多难，所谓富不过三代，三十年河东，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。对风云之变幻，祸福之旦夕，命运之无常，自身之渺小，体认极深，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。
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。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，六经之首的《易经》，创作初衷本也是追问天命。诸子百家的著作中，理性与非理性，命运与鬼神，神秘的“天”与世俗的“人”，也往往纠缠难分。墨子重功利，不信命运，却信鬼神。老子认为宇宙之玄，是众妙之门。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，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。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。
而揆诸子自身，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。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。二十八岁之前，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，考进士也落榜两次，可谓命运淹蹇。在前途茫茫之际，他怎么也料想不到从二十八岁起，自己的命运又变得出奇的顺利。二十八岁那年，他终于考中了进士，不过，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，本来没什么希望进入翰林院。据说是因为朋友的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。结果，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，列一等第三名（试卷进呈御览后，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），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。这在当时，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而且，在此后的京官生涯中，仅仅靠动动笔头，写写文章，就十年七迁，从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检讨，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，跃了十级，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这是他第二个想不到。离开北京后，他又遇到第三个想不到：在太平军攻入湖南之前，他从来没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，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。回顾往事，细究天人，曾国藩恍然发觉，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，流到哪里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的。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，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。
他相信，太平天国能不能平，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，这些大尺度的事件，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。在这些大事件背后，有着天时、历史、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，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。因此，他要做的，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，而不必杞人忧天，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。
而国家的现状，更让他伤心。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，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。然而在垂暮之年，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“同治中兴”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。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，却并没有达到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理想。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他以一人之力，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。一生的奋斗，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，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。自诩为“好汉”，“平生倔强”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。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。
虽然深信天命，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圣人有所言，有所不言。积善余庆，其所言者也；万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者也”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天命决定一切，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，告诉别人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，否则，生命这场游戏，就彻底失去了魅力。
“以不言者为体，以所言者为用，以不言者存诸心，以所言者勉诸身”，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的曾国藩的行事策略。也就是说，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愤懑，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继续奋斗。
天道忌巧，谦退不争，不伎不求。
笨拙 与 精明
曾国藩的智商不过中等。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，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，一篇短短的文章，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。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后偷窃。可是左等右等 ，就是不见他睡。小偷忍无可忍，跳出来大叫：“这种笨脑袋，读什么书？！”
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。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。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，因此比别人更虚心。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，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。笨拙的人不懂取巧，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，因此不留死角。
中国式思维尚直觉，重体悟，善类比，却轻逻辑。中国式思维最大的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、宏观上把握一切，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。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，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，以一言而括万物。总想找到一个窍门，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，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，小葱拌豆腐，三下五除二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。
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，另一个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。曾国藩却不是这样。因为“笨”，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，不敢稍有成见，不敢带有色眼镜去读书。因为“笨”，曾国藩不想省力，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，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，无书不读，无学不窥。
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，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，亲自体验，乐于尝试，勇于尝试，勤于尝试。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，总是要亲身尝试了，亲眼见到了，才下结论。